非洲猪瘟病毒已渗入食品 防控难度陡增

11月13日，台湾“农委会”家畜卫生试验所从大陆猪肉制品（香肠）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基因，这离10月31日首次自大陆香肠中检出非洲猪瘟病毒基因，仅隔半月。

这一猪肉香肠制品，是台中清泉岗机场检疫站从旅客农产品弃置箱中收集来的，于11月6日寄达家畜卫生试验所，经测序反应确认，基因片段序列与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病毒株基因片段相似度达100％。

“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组长彭加芬告诉《财经》记者，该样品在发现时，外包装已经被旅客拆除了，样品放在采样盒里送到实验室。由于台中机场班机降落不多，在巡查时间范围内，对应的只有来自大陆的航班，“就是那趟班机旅客丢弃的东西”。

自2018年8月间起，台湾针对大陆入境航班旅客的随身行李及大型行李加强检查，同时定期采样。“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在11月15日表示，大陆非洲猪瘟疫情持续蔓延，已扩及17个省份，达66案例。

台湾地区不是孤例。韩国时报8月26日报道，在韩国游客从东北带回的血肠和饺子里检出了非洲猪瘟病毒（ASFV）基因。日本农林水产省10月22日表示，从北京赴日的旅客携带的香肠，重约1.5公斤，真空包装，已经过一定程度的加热处理，对ASFV呈阳性反应；11月10日，农林水产省再发公告，在羽田机场由中国旅客携带的水饺中检出ASFV基因，很有可能是使用了受到感染的猪肉。

台湾“农委会”表示，鉴于韩、日也从大陆旅客携带的香肠和饺子中检出ASFV基因，说明旅客从大陆携带的猪肉产品，传播非洲猪瘟的风险极高。近日，岛内各网络电商也纷纷表态下架来自疫区的肉制品。

这一致命的猪瘟病毒可能会随时传播至亚洲其他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对于中国爆发的此次疫情，即时的响应措施是尽快消灭它。

　　如何侵入肉制品

自8月发现首例非洲猪瘟至今，在国内相距4600公里路程的多地分别发生疫情，已经从北到南贯穿了中国，疫情密集爆发，时间分布之近、地理分布之广值得警惕。

8月3日，辽宁沈阳发现首例疫情。引发疫情的病毒特征性基因序列与东欧和俄罗斯近期流行的毒株同源性极高。

一个有可能的推断是，6月14日至7月15日在俄罗斯举行世界杯期间，国人出境看球赛，顺便从俄罗斯购回携带了病毒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未能全部食用，剩下的成为泔水。随后，用泔水喂养生猪，引发疫情。

第二例发生在8月14日，一生猪供应商从黑龙江省佳木斯汤原县鹤立镇将一车生猪260头运至郑州，并向郑州双汇屠宰厂销售，在接收检验检疫时，发现生猪存在异常，其中有30头死亡，驻郑州双汇的官方动检人员于当日立即向郑州畜牧局报告，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确认为非洲猪瘟疫情。

两个多月后，台湾“农委会”称首次从大陆香肠中检出ASFV基因，该产品外包装显示为“双汇香脆肠”。

《财经》记者查询双汇网站中的产品目录，显示香脆肠属于中低温肉制品，该公司共有烟熏火腿、火锅脆皮肠等40余种中低温猪肉制品。

双汇发展（000895.SZ）董秘11月2日对外宣称，公司高低温肉制品在加工过程中均能杀死非洲猪瘟病毒。

非洲猪瘟病毒60度以上温度，30分钟就可被灭活。不过，这种病毒非常顽固，能够在异常寒冷或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存很长时间，在以烟熏、腌制方式制成的猪肉制品中，ASFV可存活半年以上；在血液、粪便和组织、冻肉、未熟肉、腌肉、泔水、下脚料中都可长时间存活。

彭加芬表示，台湾推荐的高温消灭ASFV方法是，加热90度以上持续一小时。采样到的“双汇香脆肠”就像是一般的风干腊肠，并未经过高温处理，“我们认为里面的病毒是有高度传染风险的。”

此外，双汇网站显示，该公司还生产生鲜类猪肉制品。一旦有携带ASFV病毒的猪肉原料混入，而生鲜类肉制品不经高温加热处理，病毒就容易藏身其中。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兽医Juan Lubroth称，猪肉产品的运输能够快速传播疾病，例如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病毒，“很有可能是此类产品的运输，而不是生猪导致病毒传播至中国其他地区。”

从猪肉产品，到活猪被感染，中间关键的传播环节，很有可能是厨余垃圾。游客们不经意间携带的猪肉产品是国际间一种快速的传播渠道，多米尼加、巴西、海地、古巴等爆发疫情皆源于此。

早在今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名为《非洲猪瘟对中国的威胁》报告中预警，2017年3月俄罗斯东部城市伊尔库茨克爆发非洲猪瘟，这座城市距离中国边境仅1000公里，非洲猪瘟很有可能会被传入中国。

“我们知道它会发生。” Juan Lubroth在接受《知识分子》公众号采访表示，这不是关于非洲猪瘟是否会传入中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传入的问题。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报告显示，在中国发生的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中，沈阳市的一养猪户饲养的猪陆续发生不明原因死亡，病死猪剖检发现脾脏异常肿大，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检测，确诊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与俄罗斯和东欧目前流行的格鲁吉亚毒株（Georgia 2007）属于同一进化分支，提示疫情可能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疫情国家。

业内也有猜测，疫情不一定来自欧洲，而是来自非洲。中国同许多非洲国家间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公共工程，往来也颇频繁。

仅就国内的传播途径而言，上述郑州这起病例，虽然来自佳木斯，但经检测，调出的养猪场并非疫源地，当地在彼时也没有出现疫情。该批生猪通过公路运输，途经多省市，行程2000余公里，流行病学背景复杂。

这其中有多重传播途径，比如，运输生猪的车上存在含有ASFV的猪粪；也可能是在长途运输中，生猪有2天时间一直待在车上，再加上高温，抵抗力下降，继而产生感染；此外，司机选择的多个停靠地附近是否有传染疫情，然后再感染给车上的猪。

截至记者发稿，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尚未公布，与非洲猪瘟疫情爆发源头相关的确凿证据。

　　控制疫情

非洲猪瘟病毒的直径有两百多纳米，由于它的块头比较大，难以附着在空气中的粉尘上，因此不会像口蹄疫那样，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所以，只要发现疫源，第一时间将源头扑灭，然后，将养猪场彻底消毒，是很有效的防控手段。

中国的非洲猪瘟防控形势十分严峻，疫情在17个省份发生，已传入南方腹地生猪养殖大省。美尔雅期货分析师刘阳对《财经》记者分析，安徽、四川、山东出栏量大，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的猪肉消费量大，但本省的养殖场体量较小。一旦某个养猪大省发现非洲猪瘟，就不能再把猪肉销售到外省，这样避免了猪瘟的进一步扩散，同时各地供需也会不平衡。

中国是世界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生猪养殖量和存栏量均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居民猪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60%以上，如果非洲猪瘟扩散蔓延，将会严重威胁全国生猪养殖业健康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

不过，这种病毒虽然对猪来说十分凶残，但对人体不产生危害，猪是ASFV唯一的自然宿主，除家猪和野猪外，不会感染人，也不感染其他动物。另外，病毒自身其实比较脆弱，正确的消毒方式及蒸煮烹饪过程，均能将其杀死。即使人们不慎吃下感染了ASFV的猪肉，也无需担心，更值得关注的是携带病毒猪肉制品可能引发新的疫情。

这一病毒算得上猪的致命杀手。它会严重影响猪的免疫系统，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4天-19天。急性感染的猪多表现为食欲减退，高温达40℃-42℃，挤成一团，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皮肤发绀和出血，偶尔会出现呕吐和腹泻。上述症状出现后，7天-10天内感染的猪会死亡，死亡率可高达100%。

由于非洲猪瘟病毒亚型多，且非常容易变异，致使人类还没有高效的防控能力。虽然非洲猪瘟发现已近一个世纪，但至今也无有效的疫苗面世。

常规灭杀疫情的手段，只能采用扑杀猪，这一看似残忍却是阻止这场疫病传播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防患于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

由于非洲猪瘟会使感染的猪发病症状剧烈且明显，因而会迅速“暴露目标”，让人们可以及时通过隔离、扑杀等措施加以控制。

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内蒙古、河南的非洲猪瘟疫情均是跨省调运生猪引发的，而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以及未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具有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同时，有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违法违规调运生猪，引发个别地区非洲猪瘟疫情。此外，国外的研究也表明，有接近一半的非洲猪瘟疫情系生猪调运引起传播的。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表示，虽然以跨省调运为代表的长途调运比例不高，但是影响很大。

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发生疫情的省份及相邻省份，要立即关闭辖区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禁止生猪跨省外调，对生猪产品调运继续实施差异化管理。其他省份调运生猪不得经过发生疫情省份。运输生猪等活畜禽的车辆不再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目前，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三部委已下发加强生猪调运监管，做好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全面强化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等监管措施，有效防范非洲猪瘟疫情跨区域传播。确保从2018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生猪运输车辆备案和监管。

联合国粮农组织跨界动物疫病应急中心区域协调员Wantanee Kalpravidh曾表示，完全禁止生猪和猪肉产品流通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因为这么做可能会导致非法运输方式的滋生。

与此同时，用泔水饲喂生猪也是非洲猪瘟传播的重要途径。国外有专家对2008年—2012年查明的219起非洲猪瘟疫情进行分析，发现45.6%的疫情系饲喂餐厨剩余物引起。

根据农业农村部方面的消息，对疫情发生原因进行初步分析表明，在我国发生的前21起非洲猪瘟疫情中，有62%的疫情与饲喂泔水有关。这些疫情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往往呈多点集中发生，这在安徽省9月初的几起疫情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有关部门也曾在内蒙古某养猪场饲喂生猪的餐厨剩余物中检出ASFV核酸阳性。

由此，《通知》也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用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驻华代表文森特·马丁（Vincent Martin）告诉《财经》记者，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非常重视非洲猪瘟的风险，并提高了应对这种情况的能力。但由于猪群的规模和密度、市场链的复杂性和长度，以及小农的生物安全条件，因此存在挑战。